想像一下一个拥有3.4亿老年人口的国家。这就是不到二十年后的中国。届时中国退休人口数量将较目前增加一倍，可能成为全球养老金负担最重的国家。
自2009年以来，中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增加了5亿，中国政府还制定了在2020年前实现养老保险全覆盖的目标。这么做是有充分的经济考量的：给民众提供一个安全网，从而让他们能够放心消费，提高消费在经济中的占比，降低经济对债务驱动型工业投资的依赖，最终实现增长再平衡。不过政府财政压力可能限制这方面的努力。虽然中国中央政府债务规模只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约20%，似乎处在较低水平，但还需要考虑规模庞大且基本未进行确切统计的地方政府债务、国有企业和银行负债、以及养老金缺口。巴克莱(Barclays)估计，中国养老金缺口达到GDP的35%。一些学者给出的经预期投资回报和人口增长变化等因素调整后的比例更高。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实现养老金支付承诺。中国目前在人口方面面临的挑战是老龄化过早到来。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人口增长高峰期提前结束。由此带来的后果是：相比于发达国家，中国劳动力人口在发展周期的较早阶段就开始减少。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在2012年减少345万人，为首次出现萎缩。这一趋势未来只会加剧。目前中国近70%的人口仍处于劳动年龄，超过60岁的老人只占14%。这意味着老年人口抚养比率为5比1（即每5个劳动者抚养一位老人）。到2030年，这一比率将降至2.5比1，2050年降至1.6比1。如果中国养老金储备充足的话，这不会构成问题。但目前中国一直在用年轻一代的缴费支付退休一代的养老金，类似于美国和欧洲的“现收现付”社保模式。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左学金表示，这已导致社保“空账”现象，有90%的社保个人账户资金已被用于支付目前已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放松计划生育政策可能难以解决这一问题，因为新出生人口16年后才能进入劳动力大军。而且，一些人对于中国目前1.6的生育率是否会提高也存在质疑。处在与中国相似发展阶段且对家庭人口规模没有限制的泰国，生育率也在1.6左右。韩国、日本和新加坡的生育率则更低。不过，一些变化将带来帮助。11月份举行的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将把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的比例提高一倍，同时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另外，允许银行存款利率升至市场决定的水平也将提升社保基金回报，因为多数金融资产的估值或多或少都与银行利率相关。依据性别和职业提高目前为50至55岁的退休年龄也在研究中，此举将使中国进一步向国际标准靠拢。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成员国的平均退休年龄为男性64岁，女性63岁。此外，建立中央统一管理、全国自由流转的基础社保体制，劳动者在变更工作地域后社保能够跟随转移。即使中国政府及时填补了养老金缺口，更难的一项挑战将是让人们相信能够得到承诺的养老金。上世纪90年代的市场改革打破“铁饭碗”后，中国民众对自身福利得到保障存在高度怀疑。在这样的情况下，许多人选择弃缴社保，而将资金购买房地产、存入银行以及自己购买保险产品。如果中国社保问题得不到解决，这些行业将继续受益。对于中国政府来说，要解决养老问题，获得公众信任和得到足够资金同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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