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二代”“高干子弟”“西纠司令”“中信集团董事长”……这一个个标签聚集了当代中国种种令人关注的元素。六十多年人生岁月伴随着共和国的一个甲子，孔丹几乎在每一个时期都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之上。谈及自己的际遇，孔丹屡屡提到一个词“裹挟”：“我这个人一生所经历的事多半是被裹挟进去的。”

本文刊登在第670期《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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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王全宝

孔丹的舆论场

5月30日晚，中信集团原董事长、党委书记孔丹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发表演讲。不到一个月前，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刚刚来到这里考察并和师生座谈。习近平在谈到青年价值取向养成时说，“这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样，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

孔丹的演讲就从习近平的“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的论述开始，结合着自己的大半生和共和国的六十年，阐述自己的家国情怀。

屏幕上一直在循环播放着孔丹一家人各个时期的照片，最后一张图片定格在65岁生日，时任国务委员马凯送给他的一首诗：

半生长卷已斑斓，更有殊才上笔端。

最是较真终不改，难得本色任天然。

“我觉得，这首诗写得很符合我的个性和经历，只是，可能有些溢美之处。”孔丹说。

去年10月，在两位老友王岐山、马凯的不断催促之下，孔丹完成了自己的口述史，并在香港出版。孔丹将马凯赠诗的最后一句选为书名——《难得本色任天然》。孔丹在北大演讲的内容也和这本书相似，主题都是围绕着文革中的家国记忆。

习近平在北大讲话中曾经提到，“每一代青年都有自己的际遇和机缘，都要在自己所处的时代条件下谋划人生、创造历史。” 孔丹对此印象深刻，他还特别留意了“际遇”和“机缘”的区别，厘清这两个词的含义。

“际遇就是一个人的遭遇和时运。机缘源于佛家用语，指的是因缘。”孔丹认为，自己18岁入党就是一场机缘，而文革中自己和家人的种种经历则是际遇，“其中一些事情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谈到自己的际遇，孔丹多次提到一个词：裹挟。“我这个人一生所经历的事多半是被裹挟进去的，是被动参与。”

少年时代的孔丹。图/受访者提供

“孔秦之争”

孔丹行事非常低调，任职三十年间几乎从未接受媒体采访，因此还曾被舆论称为“中信最神秘的领导人”。2010年从中信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的位置上退下来后，他更是从媒体的聚光灯中彻底隐退。殊不知，从去年开始，孔丹却陷入了一场舆论漩涡中。

这件事情源起于2012年北京四中部分校友的一次聚会。在这次聚会上发生了一场争论，经演绎传播后成为了“秦孔骂架”，在网络上四处流传，尤其是被香港媒体广泛报道。

在媒体报道中，一位“普世同志”与“官员同志”就价值观展开了激烈论争。“普世同志”被指是原招商局集团董事长、招商银行董事长秦晓，“官员同志”则被指是孔丹。

他们两人是北京四中的同学，都是高干子弟，都是当年为数不多的中学生党员。在文革初期，北京四中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简称“西纠”。孔丹任西纠总部司令，秦晓则是西纠总部宣传部长。两人都曾在文革中上山下乡，后来也都在体制内的大型金融投资类国企任职高管。

“我们从小就是铁哥们。”孔丹说。

际遇类似，机缘却各异，由此迸发的思想火花也大相径庭，乃至南辕北辙。

2010年，时任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的秦晓在清华大学作过一场演讲。秦晓说，“我们所讲的社会转型不是中国语境中的‘现代化建设’‘国强民富’‘大国崛起’，而是现代性社会的构建。现代性社会是相对于传统社会而言的，它的主要标志是以‘启蒙价值’，即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为价值支撑的，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为制度框架的民族国家。”

他还批评了“中国模式论”，并希望“清华学子能秉承普世价值，担当起开创中国现代化之路的历史重任”。

孔丹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秦晓提出的“普世价值论”，是两人政见不合的原因所在。“他曾去英国剑桥大学读经济学博士，所以完全接受了西方的价值理论。我认为，无论做什么，都不要忽视中国的现实问题，都要结合中国国情实际。”

对于网上流传的“秦孔骂架”的事件，孔丹承认，那天在校友聚会上确实发生过争论，不过，没有像网传的那样的“粗口成章”。

“对于一场那么严肃的论争，竟然采用这样的一种方式解读，张冠李戴，无中生有，说重一点儿就是信口雌黄。这样的传言就是意图贬损我的人格，这是不是很有点文革遗风？”

后来，在又一次聚会中，孔丹和秦晓再次相遇，彼此对网上的流言，都感觉很无奈。

从这件事中，孔丹开始觉得面对现实中的舆论场，他有必要“正面出击”。

从今年开始，孔丹担任起了中信集团下属杂志《经济导刊》的总顾问。他还透露，他正在筹建一个基金会，该基金会由中信集团和一些民间企业共同发起，将以各种方式支持社会科学各领域的课题研究，努力推动中国学派的建立和发展。

文革中上山下乡时，孔丹（左2）与伙伴们在地头吃饭的场景。图/受访者提供

“西纠是我一生的梦魇”

事实上，在去年陷入“舆论旋涡”之前，孔丹也是舆论非常好奇的对象，不仅是因为他先后执掌光大和中信的显赫资历，也因为他坎坷传奇的人生。伴随着共和国的六十年，孔丹几乎在每一个时期都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之上。

孔丹出生于一个共产党高级干部家庭。他的父亲孔原在大革命时期参加过南昌起义。新中国成立后，孔原历任新中国第一任海关总署署长，外贸部副部长、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

孔丹的母亲许明曾是“一二九运动”的组织者之一。新中国成立后，许明被调到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工作，之后历任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

出身于这样的一个红色家庭，孔丹自幼接受的是传统的共产主义教育。“我认为，我的家庭教育在当时党内高级干部中是非常好的。家里对我们兄弟几个的政治思想要求也很清楚，就是一定要加入组织，沿着加入共青团、加入共产党这个路子走下去，没有其他考虑的余地。”

孔丹在北京四中上的中学。这所男子中学，集中了当时政治局委员、共和国元帅、部长的孩子。孔丹在四中就读的时候，他的校友包括了刘少奇、林彪、陈云、陈毅、贺龙、徐向前的孩子以及彭真家的两兄弟、薄一波家的三兄弟，等等。后来就文革中的行为进行道歉而备受舆论关注的陈小鲁（陈毅之子），初中时是孔丹的同班同学。

1965年，在轰轰烈烈的“四六八学潮”中，孔丹和师大女附中的佘靖（后来任卫生部副部长）在西城区党校的大会上宣誓，成为北京市第一批的中学生党员。之后，北京市委在各个学校里陆续发展了一批党员，他们当中有马凯、秦晓、李三友等。

文化大革命快要来临的时候，孔丹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当大家都在积极准备高考的时候，孔丹经历了文革之初的第一件大事：孔丹所在的四中高三（5）班和女一中高三（1）班给中央写信，要求废除高考。

据孔丹回忆，有一天，他正补课，同班的薄熙永（薄一波之子）向他透露消息说，1966年的高考可能要停下来。“薄熙永说，咱们是不是也要表示一下、呼应一下？干脆发起废除高考的倡议，中央一定会接纳的。我也同意了。”

不久后，工作组就来到北京四中，成立了学校的文化革命委员会。孔丹担任该委员会主任，高三（4）班的秦晓当副主任。

在工作组从各个学校撤出后，学校就出现了权力真空，文化革命委员会也失去了权威性。孔丹随即提出用年级支部的方式掌控局面，很快，高三年级支部就控制了全校的文革运动。“当时，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稳定学生们的情绪，不要让大家行为激进。”

当时，刘辉宣是高一年级的团支部书记，也参加年级支部的会议。“但他很激进。有一次开会，他第一个动手打人，台上当时一下子就乱了，低年级同学蜂拥而上，冲上台后乱打一气。我只记得时任北京市教育局局长李晨花白的头发，被皮带扣打到头上，流着血，看着很惨。”

不久，又发生了四中校长杨滨被围攻事件。当时正在开会的孔丹、秦晓等人上前解救。“我们当时要求的原则是批评可以，批斗也可以，但是不准动手，不准打人。”

与其他学校相比，四中成立红卫兵组织相对较晚。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四中还没有成立红卫兵组织。

孔丹回忆说，当时在天安门广场，四中高年级每个班抽调5到10个学生，在金水桥附近维持秩序。“这时，四中还没有正式打出红卫兵的旗子，也没有袖章，后来听到扩音器的广播，要四中的负责人上天安门，我就上去了。”

这一趟从天安门回来后，四中成立了红卫兵。

如今，孔丹在反思中认为，四中之所以成立红卫兵，主要是由于毛泽东公开表态支持了红卫兵。此外，也有内部的压力，包括刘辉宣等激进分子给予的压力。还有就是干部子弟内部有批评他们保守、妥协的压力。“所以在四中，我用一个说法，叫‘不得不’成立红卫兵。”

1966年8月25日，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成立，也就是著名的“西纠”。按民间的说法，孔丹任司令，陈小鲁任副司令，秦晓则担任宣传部长。“实际上当时并无那些称谓，只是各负其责而已。”

今年2月，《中国新闻周刊》曾详细报道了西纠从成立到衰落的过程（详见《中国新闻周刊》2014年第6期《“西纠”30日》）。如今反思那段历史，孔丹认为成立西纠属于自发行为，目的是维持秩序。“实际上，党内以周总理为代表的一批老同志抓着西纠，试图起到制衡和控制局面的作用。从本质上讲，西纠这件事反映了文革初期，党内一些老干部希望借一种群众组织、也就是一部分红卫兵来抵制文革路线的一个思路。”

“西纠，可算是我一生的梦魇，甚至影响到了我的大半生！”叹息间，孔丹将纠结的目光移向了窗外，投向外边那一大片林立的楼宇，“文革中的一些事，都不是我想干的。很多人把我看成一个红卫兵领袖，我其实是坚决反对成立红卫兵的，这是事实。”

这场吞噬全国的政治风暴，最终也席卷了孔丹一家。1966年12月16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江青在会上点了五个人的名：王任重、周荣鑫、雍文涛、孔原、许明。

会后，孔原被隔离审查。21日，孔丹的母亲许明自杀。23日，孔丹被抓进监狱。

在莫干山穿针引线

在监狱里呆了整整4个月后，1967年4月22日晚上，孔丹从监狱里被释放了出来。

“4月22日，这天正好是列宁的生日。”若干年后，孔丹对四个月的监狱生活仍记忆犹新，“这一年冬天，从头年的12月到次年的3月开春，监狱里都没有取暖设施，冷到我写交代材料的墨水都给冻住了。伙食就是一天8两粮食，上午两个大点的窝头，下午3个小窝头，一日两餐，没有菜，就是个白菜头放点儿清水做的汤。最后大便都像羊粪蛋，因为吃下去的食物被肠胃充分吸收了。等到出狱的时候，人都浮肿了。”

两年后，孔丹到陕西延安地区插队。在插队的那段时间里，孔丹有了许多思考的时间，也看了很多书。多年以后，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在会见中信集团董事长常振明时还说：“你们那孔丹，当年在陕北窑洞里还读黑格尔呢！”

从延安插队回京的两年时间里，孔丹和父亲孔原都没有工作，在家赋闲。直到1975年，邓小平开始主持中央工作，这对于孔丹一家都意义重大——1975年11月，孔原到总参二部担任政委，孔丹的弟弟孔栋转到了相对好的江西插队，孔丹的工作也有了着落。

那年夏天，国务院办事组副组长（那时相当于副总理）王震的秘书伍绍祖要离开，王震让孔丹去接他的班。于是，孔丹每天都去王震的办公室，第一件事就是帮助王震把书柜里的文件整理好，然后跟着他出门或出差，一直持续了3个月时间。可是，当时父亲孔原的审查还没有正式结论，国务院办公厅没有批准孔丹担任王震的秘书，这个职务最后是由张爱萍的儿子张品担任了。

考虑再三之后，孔丹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在经济研究所做资料员。“经历了多年文革之后，我就想通过学习理论，把这个党、这个国家的曲折遭遇搞清楚，也把自己的人生活明白。”

1978年的某一天，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的吴敬琏托人给孔丹捎话，问孔丹愿不愿意报考他招收第一批硕士研究生。吴敬琏还特地说明，他不能给予任何考前辅导，因为导师必须回避。

这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研究生考试，据说当时全国有300多人报考吴敬琏的研究生。在那次考试中，孔丹考了第二名，成为了吴敬琏的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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